官方部署：重点加强务工人员返岗运输保障******

　　中新网2月2日电 据“交通运输部”公众号消息，近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印发通知，就务工流、学生流返岗返校等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

　　一、进一步强化客流组织保障

　　(一)切实加强旅客运输组织。各地要加强春运后半程客流研判，统筹综合运输资源，强化运力保障，合理安排班次，充分满足群众返程需要。要加强城乡交通运力与铁路列车、道路水路客运班线、民航班机等信息共享和衔接，提升疏运能力，畅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要加大农村运输服务保障力度，通过开通赶集班、春耕班、开展预约响应服务等方式，最大程度满足农村群众赶集、农忙等出行需求。

　　(二)重点加强务工人员返岗运输保障。各地要加强务工人员返岗情况摸排，通过加密客运班次、增开定制客运线路、强化城乡客运衔接等方式，提升务工人员返岗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对于目的地集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可开展上门售票服务；具备条件的，可提供包车、专列(包车厢)、包机等“点对点、一站式”运输服务，切实保障务工人员安全便捷返岗。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贴部分包车费用等方式，降低务工人员出行成本。

　　(三)切实加强学生返校运输保障。各地要按照“分期分批、错时错峰”的原则，稳妥有序做好高校学生返校运输服务保障工作。高校集中的地区要针对可能出现的学生短时间内集中抵达的情况，加强运力调度，通过开行校园专线、大站快车、区间车、延长运营时间等方式，及时疏解学生大客流。对于出行需求集中、出行距离适中的学生群体，可提供家门到校门的包车直达服务。

　　(四)持续加强自驾人员出行服务保障。各地要加强区域路网、重点水域运行动态监测，多渠道及时发布路网、客滚航线运行信息，动态更新发布拥堵缓行路段、客滚航线信息，引导自驾人员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出行线路。要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运营保障，强化服务区加油、充电、用餐、如厕等基本服务管理，确保商品供应充足、环境卫生可靠、服务便捷高效。

　　二、进一步加强交通物流保通保畅

　　(五)持续做好医疗物资运输服务保障。各地要加强属地重点医疗物资保供企业、重点物流企业跟踪监测，强化运输组织和运力调度，持续做好医疗物资运输保障工作。要指导属地骨干物流运输企业与医疗物资生产经营企业、流通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保障物资调拨、运输、流通等环节高效畅通运转，维护医疗物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要充分发挥各级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作用，建立部门间常态化对接渠道，建立健全疫情防控新阶段保障医疗物资稳定可靠供应、安全高效运输的长效机制。

　　(六)扎实做好春耕备耕物资运输保障。各地要及时掌握种子、农药、化肥、农机等农业生产物资运输需求，统筹利用综合交通运输资源，加强调度指挥和运输组织，确保农业生产物资运输需求及时响应、物资及时运达。要指导重点货运物流企业强化农业生产物资运输保障，优先承运、优先装卸、优先运输。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开通快速通道，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物资运输车辆优先快速便捷通行。对于承运春耕化肥等重点农业生产物资的船舶要实施优先引航、优先过闸、优先锚泊、优先靠离泊措施，确保农资水路运输通畅。

　　三、进一步落实落细疫情防控措施

　　(七)精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各地要按照《2023年综合运输春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南》要求，严格做好客货运输场站、交通运输工具、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清洁消毒、通风换气，强化客运场站进站口、售票窗口、安检通道、检票口等重点部位客流组织引导，积极推广无接触式作业，最大程度减少疫情传播风险。要加强防疫宣传，引导公众提高防护意识，加强个人防护，理性错峰出行。

　　(八)持续加强从业人员防护。各地要督促交通运输从业人员上岗期间规范佩戴口罩、做好手部卫生，离岗后加强个人防护，倡导实行“两点一线”管理。优先保障交通运输一线从业人员防疫物资供应及疫苗加强接种，加强重点客运枢纽和在途时间较长的列车、客船退热等药品配备。坚持和完善关键岗位轮岗备岗制度，保障工作有效接续，确保春运期间重点枢纽场站不关停、重要运输通道和线路服务不中断、重点物资运输不断链。

　　四、进一步加强服务保障

　　(九)着力强化路网运行保障。各地要完善部省站三级调度、区域协调、路警联动等工作机制，坚持“一事一协调”，及时发现、快速处置路网阻断堵塞情况，持续做好疏堵保畅。要加强部门间信息协同，加强路网运行研判、气象灾害预警，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极端天气下的交通管控，备齐应急抢通力量，提高应急处置水平。

　　(十)着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客流组织，优化服务举措，积极开展人工售票、协助候乘等适老化便民服务，联网售票、电子客票等无接触服务，定制客运、联程运输等“门到门”服务。要畅通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高效做好接听转办工作，解答公众咨询，对旅客反映的问题即报即查、即转即办，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坚决杜绝矛盾积累。

　　(十一)着力加强春运宣传。各地要聚焦综合运输整体优势和各运输方式比较优势，做好出行资讯服务，推介便民利民举措，分阶段、分主题、全方位开展春运宣传引导。要聚焦一线从业人员、志愿者，进一步挖掘和宣传春运典型做法和生动事迹，讲好春运故事。

　　五、进一步强化安全应急保障

　　(十二)持续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各地要对春运安全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开展“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并举一反三，针对性完善安全监管措施，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要加强冰冻雨雪等恶劣天气预警，督促运输企业做足做细途经路线选择、动态监控、安全培训、安全设施检查等各项准备，遇极端天气存在重大运输安全隐患的，及时调整计划，坚决杜绝冒险运营。要严格落实客运安全告知制度，督促旅客乘车期间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最大限度提高安全防护水平。

　　(十三)突出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管理。各地要深刻汲取春运以来有关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清醒认识节后返程高峰、复工复产对客货运输安全的影响，扎实做好重点领域安全监管。针对重庆彭水“1·13”、云南玉溪“1·27”事故暴露出的包车异地违规经营问题，车籍地要加强旅游包车源头监管，旅客出发地要做好本地运力供给和服务保障。要加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各类危险品托运、承运、装卸、车辆运行等全链条安全管理，严厉打击非法托运、违规运输危险品行为。要督促相关运营单位加强重点客运枢纽场站、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客流疏导和安全管理。

　　(十四)着力加强安全执法监督。各地要以务工人员输出、输入集中的市县为重点，持续深化客运打非治违，保持安全监管高压态势。要充实重点客运枢纽场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公路服务区等区域执法力量，针对性加强执法检查。要依托高速公路通行、联网联控等数据加强频繁出入本地的大中型客车排查，依法从严查处非法营运、脱离动态监控运营、违规异地运营、甩客倒客、客运包车未经备案擅自运行等违法行为。对本地查处的外地客车，及时通报车籍地强化源头管控和监测预警。

　　(十五)切实维护行业稳定。各地要强化底线思维，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加强行业动态和舆情监测，有力有效排查、防范和化解道路货运、出租汽车、城市公共汽电车等领域稳定风险隐患，做到处理在早、在小、在散。要督促出租汽车、道路客货运输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经营，保持运营规则稳定性，维护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十六)持续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各省级春运工作专班要继续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强化调度指挥协调，全面掌握本辖区内春运工作情况，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及时报送相关信息。(中新财经)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